以一场令人动容的“不能之爱”打动全世界千万读者的德国小说《朗读者》，已在这个新春与读者见面。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德语书，在德国甚至成为每所中学讨论的话题。在美国，《朗读者》入选著名的欧普拉读书秀后，很快风靡北美，并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阅读话题。如今，这本书的纪念版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期待由小说对人性、羞耻与罪的深入反思为新年的读书注入力量。
一个关于人性 与尊严的故事
对于《朗读者》，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评价说，“感人至深，幽婉隽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类的心房对话。”
它诉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少年伯格15岁那年得了黄疸，在路边呕吐的时候遇到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汉娜把他带回家。这以后，他们开始交往，读书，做爱。
汉娜经常会有一些令伯格不解的举动，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从汉堡消失了。伯格再次见到汉娜时，是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加法庭实习，而面对面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战犯。原来，汉娜曾当过集中营的女看守。伯格渐渐明白了一个秘密：汉娜不识字，所以她要伯格读书给她听，所以她有那些奇怪的举动。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她认为是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提升职位的机会，去做女看守——这是不需要识字的。她甚至为了避免遭遇辨认笔迹这样可能使秘密暴露的事情，而承认罪行都是自己干的。伯格在揭示真相以解救汉娜和维护汉娜尊严间挣扎了很久，汉娜最终入狱了。
一段时间以后，伯格继续给她寄读书的磁带，汉娜竟然渐渐在狱中学会写字，经常写些字条给伯格。伯格从未回过只言片语。这期间他结了婚，又离了婚。有一天，女监狱长打电话给伯格，说汉娜刑期将满，他们注意到伯格是唯一与她联系的人，请伯格接她出狱。伯格去见了汉娜，原先健壮美丽的妇人已老，伯格瞬间流露的惊诧和失望被汉娜捕捉到了。在汉娜出狱前一天，伯格决定去接她出狱。然而他见到的只是情人苍老的尸体。就在出狱的那天清晨，汉娜自杀了。
这是一个让文学界震惊的故事，不大的篇幅里包含了很多，你可以说它是一部跟爱情密切相关的感人小说，可以说它是成长小说——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二战后的德国第二代人对他们的父辈、对战争的反思。也可以说它讨论了人性与尊严。出版后德国每个中学都在讨论《朗读者》。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阅读话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该书作者本哈德·施林克。
“如今的年轻人 不再背负罪责感”
记者：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它都是超级畅销书。您对《朗读者》如此轰动觉得意外吗？
本哈德·施林克：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这么成功。我本来以为，这本书太个人化，从而不足以成为畅销书；而作为国际性的畅销书，它也太德国化。然而在这个人化和德国化的题材上，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当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
记者：尊严、人性、爱情，这是《朗读者》的关键词，在小说中，爱情是着重要叙说的吗？或是推动情节的力量，还是吸引读者的必要元素？
本哈德·施林克：是爱将米歇尔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代人的罪责之中。
记者：您对中国题材会感兴趣吗？想对中国读者说点什么？
本哈德·施林克：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多，我不知道是否会写中国题材的东西。去年我到过北京，也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我期待以后还能到中国来，而且不仅是到首都和其他城市，我还想去农村，想对那里有所了解。由于我的书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我有幸能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建立联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写了一本书，借助这本书我又能不断从来自遥远国度和文化的读者的眼中看到不同的我。如果中国读者能告诉我这本书的什么东西吸引和打动了他们，我将非常高兴。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怎样看待父辈与二战的关系以及德国年轻一代对战争的反思？
本哈德·施林克：通过汉娜和米歇尔，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如今，罪责感一代代在变轻。今天的年轻一代所思考的是，第三帝国当时给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吉普赛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同性恋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和伤害，应该如何以尊重和得体的态度面对受难者的后代等等。但如今的年轻人不再背负罪责感，这也是对的。
记者：小说将被改编为电影，这是您希望的吗？如果是，您期待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本哈德·施林克：是的，《朗读者》的电影版权卖给了米拉麦克斯（Miramax）公司，安东尼·明格拉将出任导演，对此我很高兴。安东尼·明格拉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相信他能以我的书拍出一部伟大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