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宫之后，溥仪和他的家人先在日本使馆暂住，隔年迁居天津张园。当时他的处境，已无法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他的行李在出宫时无一例外地接受检查，结果被查出夹带的国宝，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国民政府扣下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物，但将内务府存银十万两发还溥仪，这可能是他们对逊帝唯一的让步。

　　这件事还有一些小小的余波。胡适对于驱逐令的批评态度引来一些非议，人们联想到他曾两次进宫会见溥仪，便想当然地认为他还在同情封建帝制。其实帝制虽已消灭，但当时仍是强权社会，军人干政，要从法理上建立一个公允国度的梦想，还只是一纸空谈。就连知识界对于胡适的批评，也是以非黑即白的思维展开的，这说明当日中国社会，被战乱和经济状况所苦，主流人群的思维，实在没有什么中间地带。

　　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

　　胡适的回答是：“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此后，胡适对于这一问题不再发言，专心做他的教授和慈善基金会的工作去了。

　　胡适并非没有同道，只是这些声音被淹没在战事、灾荒、政争等等新闻的背后，在一个多事之秋，肯于为一个国家的宽容精神讲几句话，也算是一件奢侈的事了。

　　当年参与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稍后的一个月，一位著名学者在北京沉湖自尽，他就是王国维。他是这件逊帝出宫事件唯一的牺牲者。“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这个现在看来符合法理精神的观点，在当时却不为人所理解。王国维被目为腐儒遗老，得到了与历史潮流逆向而行的收场。

　　1924 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小小的事件也成了旧闻。故宫成立了博物院，对公民开放，然而观者寥寥，远没有今天的盛况。或许当时的人们，对于绵延三千年的帝制早就心生厌倦，相比之下民国这一新生观念更让人感兴趣吧。如果胡适看到今日人们对帝王家史的津津乐道，怕又要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了。

编辑/ 高鹏 文/ 手电 图片提供/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