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张柠近日在《新京报》撰文《70后，一出生就衰老的一代》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70后’作家的激愤和冲动已经消耗殆尽，他们过早地进入了中年写作甚至老年写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多么具有魅力和消解性。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一出生就衰老，让你万念俱灰，看破红尘，进而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动作。怪不得老舍在他的小说《四世同堂》中说，日本人占据北平之后就要烧书，惟独不烧中国古代的书。”这种论断大可商榷，故撰文驳之。

　　张柠写此文缘于看我长篇近作《福寿春》的文风转型。70后作为一个代际概念，本来我已不想提及。因为这个群体大多到了30来岁，这个时候每个人走个人的路子，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已经不存在，只存在个体作家了。原来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到了30来岁这个坎上，不得不想想，作为一个作家，还能不能再走下去。有的写作资源匮乏，有的写作方式重复，有的见在市场上无利可图，压根觉得无路可走，早就放下笔来该干嘛干嘛去了。也有的觉得写小说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比如拍电影去了。还有坚持写小说的一批人，也沿着自己的趣味在走，自有不同的道路。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大浪淘沙而已。所以说，70后这个概念，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既然其文囊括了70后，就不妨也借此一说。

　　对作家而言，衰老指的是什么？是没有社会洞察力，艺术观念落后，艺术责任感丧失，可以被时代抛弃了。那么张柠得出的衰老的结论是什么呢？“经历了短短五六年的打击，他们（70后作家）由一个捣乱的、还没长大的孩子，突然变成了一位沧桑的老人，仿佛一出生就衰老了。他们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李师江的变化，就是例证。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福寿春》，一改往日犀利的文风，用平淡如水的语调讲述老家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老人无喜无悲的目光看乡村世事人情，不激愤、不评价，境界极高，高得超过了老年人。”“因此他既不愿意用前几年自己那种骇人听闻的写法，也不愿意用‘80后’那种貌似清洁的写法，更不愿意用‘60后’、‘50后’那种启蒙主义的写法。他选择了传统的、《红楼梦》式的写法，一种彻悟了的、看透了的写法。”这些例证，便得出传统文化价值观让你一出生就衰老的结论。

　　显然，这个逻辑太感性，压根儿跟衰老没关系。我觉得首先对《福寿春》就有误读，我写《福寿春》远没有达到无悲无喜的状态，老一代纯正农民的消逝使得农民经历了几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宏观角度来说这是一曲土地的挽歌，不可能无悲无喜的。这部小说，除了我的语言风格转型之外，对当下洞察的热情犹存，而且是大热情，大关心，我想细读的读者都能体会。之所以我采用冷静、客观、淡然的白描，因为它是一种有境界、有情怀、有包容的言语态度，也是因为我已经厌倦了第一人称的自我表现。而张柠的论断，皆是因为我的语言风格转变，因为他看惯了我以前句句发力的语言，而对这次不露锋芒的不适应而已。

　　因此，我觉得把“衰老”这一标签与70后这一概念凑在一起，非常不妥，就跟评论家给一拨人判了死刑似的。我知道，这是张柠从以往我作品中带劲的文字过渡到不动声色的文字后带来的失望，认为锐意全消了。而我自己觉得，从自我表白的叙述转向全局控制的描写之后，一种更大的创作力正在我内心产生，以后的写作，我简直不屑向世界发出我的声音，我想创作一个小宇宙，掌握一个艺术世界，于我而言，《福寿春》是一种新的创作情怀的开始，虽然这部作品还有缺点，人物的命运线可以再丰富、再延长，但绝对给我自己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姿态。研讨会上，一些评论家对70后持可怜态度，认为他们在市场和文坛两头不讨好，这种态度说实在的非常让人厌烦，市侩的眼光怎么能用来衡量艺术呢。于我而言，艺术之路只有一条，我可以不靠它吃饭，但靠它创造一个世界。于70后作家而言，歇菜的就歇菜了，而正在坚持创作的，一种成熟的创作态度刚刚开始，不但没有衰老，而且刚刚上路呢。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张柠以我个人小说趣味转型带出70后集体衰老这一概念，也是我不能苟同的。因为其他人的写法并没有“衰老”的现象，而且这种淡然的写法我觉得目前也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还是很带劲的。还有就是，我个人只能代表我个人，任何人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任何人。

李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