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旧照

记者:很多人好奇你那6年怎么撑过来的？完全没想过改行？

李安:不能，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可能是心理上不愿意改。因为我知道，我做电影是很有天分的，我自己晓得，不做电影什么东西也不是。所以如果我要选择的话，我当然是做电影，如果我不去做电影，真的是改行，我想一辈子都悔恨。其实就那么简单，我就耗耗耗，等等等。我觉得不是我在掌控命运，我觉得我真的是电影的奴隶，我第一次决定不要重考大学，我要念戏剧系的时候，我父亲听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了，也不再逼我考大学。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是属于这方面的，是戏剧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戏剧。电影这种东西，是它选择了我，我是它的奴隶，我一直被它操持。

记者:你不是有意选择了电影，而是命运让电影选择了你。

李安:大学落榜，当然我不是故意的，故意考不好才去念艺术，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是真的紧张，真的吓坏了，一看数学题，好多不会做，就开始发慌了，一慌不可收拾，兵败如山倒。两次考试都是这个样子，得失心太重了。我的得失心，跟功利主义有关系，因为中国是阶级制度，考试考不好，出来做事不见得灵光。我觉得读书把脑子读坏了，还好没去读好大学，考了大学有的人就不敢做了，眼高手低。像我们喜欢做电影、戏剧，他的生存意识，他的艺术才华，跟他的灵活很有关系，知识有时候会造成一种障碍。我自己身受其害，我到现在还在想挣脱它，因为我脑子里总要有对错的观念，用这种方法去评判。衡量一个孩子有没有出息，我觉得其实对很多孩子很不公平，很多天才被扼杀了，很多天分可能被压抑了。我自己是经历这样的压抑，所以人家就说我的片子共同主题就是压抑，为什么这么压抑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常年在这种功利的观念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很多观念，包括道德、行为标准，都有一种压力。可是我觉得艺术是要解放，是要活泼自由，是要看到内在不规律的东西，没有对或错。比如《色·戒》，我就挣扎很久，不晓得该不该拍，我很怕，因为我都觉得王佳芝做的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事情，可我真的很同情她。怎么办？这里面有道德的成分，有挣脱，如果考试绝对正确答案，她应该把易先生杀了，绝对不能放他走，但人生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导演这个职业有概念？

李安:我小时候，只知道李翰祥导演。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叫比利·怀德的导演，我在初中时候注意到，他的电影出来，不光是豪华，而且很有意思，大概这两个导演。后来误打误撞，进了艺术专科学校。到了第二年，我开始看艺术电影，看伯格曼、费里尼，我才意识到，导演原来是这么重要，他是一个作者。

我一直希望做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一种社会现象，太有意思了，看完艺术电影后，我才知道原来电影还有深度的，也可以严肃，也可以探讨人生，所以在那方面也去用心。所以我的电影如果说脍炙人口，就是它的通俗性，深入人心的东西，是我自我培养的兴趣。其实我这个人比较晚熟，有的人可能很早就知道了，我要在大概19岁才开始萌芽，才有些想头，我现在四五十岁可能才在想别人20岁就想的事情。

记者:所有华人导演最羡慕你的，就是你可以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哪一部电影让你感觉到已经掌握了进入西方人内心世界的钥匙？你在这个过程中是顿悟还是有某种方法论？

李安:自然发展啊，我刚开始在美国拍中国片，头两部，很自然有一个美国班底，从制作到编剧改编、帮忙到后期制作，这是习惯了。和我在电影系和同学合作，连上了。把这些东西带回台湾，以后可以接受挑战拍西片。我很多包括英语、对西片的了解都是由于拍片的关系，因为有个过渡期，一拍很成功，两部三部。但是我很想拍国内片，因为不能老拍西片，所以我就回来，把那些东西带回国，就变成两面，自然发展。

比如说我，比如说吴宇森导演，并不是我们跨文化做得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英文比人家好，那些东西比我们好的人多得太多。我想是我们对电影的天分，在我们本身电影的园地里，做出一些作品受到肯定后，把这个东西回馈给美国的市场。这些电影不是我们一个人，一个晚上能做成的，一个片子要搞一两年，这么多人帮助你。像张艺谋导演常常说，拍美国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他真的可以试试看，语言的障碍可以克服，文化障碍可以跨越，很多人帮你。我觉得你要做明智的决定，你的电影感好，这是重要的。我第一次做《理智与情感》的时候，觉得简直不可能，但既然人家雇我了，我觉得不能让亚洲导演没面子，就拼命地去做，做过以后，回头看也没什么。你只要用功，不用心的话，自己家的事情都会搞错。其实没有那么轻松，像台湾讲的鸭子划水，别人看着很轻松，有很多细节要处理，其实导演很多时候，因为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东西，要很有耐心。跟我太太做实验一样，每天做的东西，很有耐心，久而久之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